富士康“十二跳”之后的反思
5月26日，就在郭台铭驾临富士康深圳厂区的当晚，第“十二跳”还是发生了。
其时，郭台铭开放了富士康厂区，以一种少有的透明姿态，向外界展示其神秘的王国；他鞠躬道歉还召开了座谈会，与专家、与社会各界，探讨面临的窘境和企业存在的问题；深圳市的领导，也赴富士康进行调研；深圳市的相关职能部门，也先后介入调查，并提出了各种解决建议，这些不能不说是积极的举措，却仍未能阻止第十二跳的极端之举，仍未能给那些绝望的生命，带来生的希望和活下去的理由。而相关人员和部门的积极介入，与绝望的生命之间，也好似形成让人无言的观望——那个笼罩于富士康的诅咒，真的能在这些积极的干预下，找到解脱的密码吗？
四个月之内十二跳，十死二重伤，无论从哪个角度，都彻底冲垮了人们惯常的思维和心理底线。而在各界不断探寻事件原因和寻求解决之道的急切之中，不妨说，其实也无奈地隐含了之于未来可能的不自信。这种不自信，来源于找不到明显原由的无所适从，也来源于看似找到了原由却远水难解近渴的焦灼。
在对富士康接连发生跳楼事件的分析中，大体否定了富士康是“血汗工厂”的认识，不仅郭台铭否认这种不假思索的习惯性界定，就连媒体“卧底”暗访的结论，也很难支持这种认识。相反，这些接二连三的报道，却给我们勾勒了一个不那么血汗，反而显得很人性的富士康。的确，只要不是无视现实，我们应该承认，更加的血腥和更加不堪的“血汗”，无处不在地厕身于我们周围，其中的许许多多，根本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绝非畏畏缩缩隐身于角落。
但是，尽管富士康与固定语境下的“血汗工厂”不能同日而语，大量的信息披露依然使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，富士康的模式，还是一种“血汗”模式——在制造业的最低端，精细、严格甚至苛刻的管理，将有血有肉、有爱有恨之人异化为智能的机器，甚至，仅仅是机器上的一个根本无需动脑的零件——而相关的针对防止坠楼的应对，也围绕此展开。心理疏导、关爱组织、构建沟通渠道，乃至在宿舍窗户上加装防护网，都在陆续施行，可虽然这些都是紧急应对的必然之举，人们却依然有理由表达怀疑，人性化的干预措施即便能够持续，它们是否有能力改变制造业最低端普遍的产业运行模式？
在对富士康事件的反思中，其实人们已经注意到，将活生生的人塑造成机器甚至机器上的一个零件，也许是跳楼频发的一个相对明显的诱因；而导致此诱因的，则是“世界工厂”产业分工下，中国低端制造业极为普遍的产业现实。于是，如若改变这种无法忍受且利润低廉的产业模式，只能寄希望于产业升级。可更为显而易见的现实则是，就目前而言，这种想法真的是现实的吗？
可以断言，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，各种残酷的“血汗工厂”以及如富士康这样看上去不那么“血汗”的工厂，依然会存在而且有一大堆存在的理由；临时应急以及持续的心理辅导和社会关爱措施，也依然是尽力解决问题的首选。但现实世界的残酷一面却在于，机器一般地被安排、被生存，如蚂蚁一样的希望和命运，已然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习以为常的阶层形态。而且，这样的阶层形态，有固化和封闭化的趋势。有关“蚁族”的调查显示，“蚁族”中的八成，来自于“穷二代”，反映出严酷而让人绝望的“代际壁垒”。
富士康所发生的悲剧，我相信从技术角度，难以找到富士康的硬伤；我更倾向于认为，这样的大悲哀，源自世界产业链条最低端的苛酷现实。这不是富士康独力所能解决，甚至，也不是社会和政府的紧急应对所能解决。给人以生活工作的乐趣和希望，不仅是对于富士康的吁求，更是之于现实的期盼。